威廉希尔williamhill威廉希尔williamhill再生资源是一种特殊的资源类型，兼具资源资产产权和环境产权，两者相互作用引导其开发利用自组织形成了正规与非正规回收利用者相互交织的完整逆向供应链系统。协调其中各主体间的利益关系、减少逆向供应链的环境污染和整体运行损耗是再生资源开发利用水平提升的关键手段。为此，本文以北京市废旧电视为例，利用实地调研的方法，系统分析了再生Y源供应链的结构、行为和绩效（SCP）。结果表明：①消费者选择一级回收者时具有价值性、便捷性和规范性三种偏好。销售商回收模式可较好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成为其首选方案，然而，“以旧换新”限制了无需购买新电视的人群。游商以45%的份额占据了剩余一级回收市场的主导地位。②一级与二级回收者间形成了稳定的合作关系，二手市场扩大了一级回收者的利润，中间商则为一级回收者提供了稳定的需求保障。③受到非正规拆解作坊的挤占，正规拆解企业产能严重过剩。一方面，降低了拆解企业对收购产品的质量要求，致使中间商偷换有价组件和跨境转移电子废弃物等问题日益严重。另一方面，正规拆解企业会提高收购价格，致使政府补贴的基金大部分转移至回收环节，巩固了现有的正规与非正规回收者共存的供应链结构。④个体中间商及非正规拆解利用作坊是再生资源供应链低效率的关键。本文调整了现有的家电基金制度，建议在电视销售环节向消费者征收40元/台的基金，并将其中的10元/台用于扶持政府可管控的正规主体中间商，代替个体中间商的功能，其余金额可用于弥补现有基金的亏空。该种模式可充分利用现有的一级回收者及二手市场，并可有效提升再生资源供应链的整体绩效水平。

　　随着支撑工业化的快速发展，中国多种矿产资源的保障能力面临严峻挑战，如铁、铜、锌、铅等大宗工业用矿产资源的基础储量储采比已不足20年[1]。《“十三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要推进资源节约集约利用，保障其可持续利用能力。

　　随着矿产资源使用规模的逐渐扩大以及产品逐渐达到报废年限，必然在城市等人口密集的区域产生大量废旧产品，其中蕴含着丰富的再生资源，若能得到有效开发利用将成倍提升中国矿产资源的可持续供给能力[1]。

　　再生资源是一种特殊的资源类型，一方面具有资源资产产权，是各类金属及有机物的潜在来源。在趋利性的市场法则引领下，该种产权可引导再生资源开发利用成为一个产业而独立存在，由回收运输及拆解利用两个环节构成，最终自组织形成一个完整的逆向供应链系统。另一方面，再生资源也具有环境产权，如聚氯乙烯塑料、溴化阻燃剂、镉、铬、汞等有害成分蕴含其中，若不能得到合理的无害化处理，将对环境造成严重危害。环境产权引导逆向供应链系统中出现了正规与非正规回收利用者两类环境绩效差异较大的主体。

　　原生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的正向供应链结构是由少数的生产企业到多数的消费群体，流向是由集聚到分散，这使得原生资源开发利用水平的提升可通过大规模的探矿及开采技术创新等方式予以实现。然而，在再生资源开发利用的逆向供应链中，原先的消费群体成为了原料供给者，而加入的回收及拆解企业则是需求者，流向是由分散到集聚。这意味着提升再生资源开发利用水平需协调逆向供应链中各正规与非正规主体的利益关系，减少环境污染和整体运行损耗。由此，本文拟以北京市废旧电视为例，利用实地调研的方法，系统分析整个再生资源供应链的结构、行为和绩效（SCP），找寻出提升其整体绩效水平的政策设计方案。

　　再生资源供应链可以分为再制造、再利用和再循环三种类型。对于发达国家，废旧产品拆解及再生利用等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未成为重点发展的领域，其关注的是如何实现正向与逆向的融合，更好节省企业成本和提高社会声誉。尤其是在整机及零部件再制造领域的增值空间较大，因此研究内容相对集中于此。如Debo等[2]对废旧产品再制造可降低新产品生产成本，但同样会降低其销售价格的情况进行了分析。Savaskan等[3]构建了制造商为领导者的Stackberg模型，比较了多种回收模式对再制造效率的影响。Pochampally等[4]以及Meng等[5]构建了多阶段模糊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分别对废旧产品的供应量、质量及再制造时间等不确定性进行了分析。

　　对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仍以中、低端制造业为主，矿产资源作为直接原材料投入的国情长期存在，致使发展中国家对于再生资源的利用方式常以再利用及再循环为主，因此多层次的逆向供应链结构成为研究焦点。Matter等[6]、Sasaki等[7]、Asim等[8]分别调研了孟加拉国、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再生资源供应链的结构及物质流向。Ezeah等[9]以及Williams等[10]分析了发展中国家的整体现状，均认为应通过制度设计杜绝废旧产品流入非正规拆解利用者，防止环境污染。中国学者也对逆向供应链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如易俊等[11]基于成本收益法论证了中国电子废弃物逆向供应链网络演化机制。马祖军等[12]利用非合作代价思路论证了逆向供应链级数的递增会加剧供应链效率损失。王文宾等[13，14]理论分析了政府奖惩及税收机制对协调逆向供应链和提高供应链整体利润率的影响。

　　以上文献为本文研究提供了重要借鉴。目前仍难以解释为何中国已出台了系列法律法规支持正规回收利用企业和非正规主体，甚至对于电子废弃物等典型再生资源已构建了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直接为正规拆解企业提供资金补贴[15]。然而，非正规回收利用者仍广泛稳定的存在，甚至在市场中占据主导地位，致使中国再生资源回收利用过程中的二次污染和二次浪费十分严重。这就需要从中国现实国情入手，借鉴产业组织理论的分析方法，对整个再生资源供应链进行SCP分析。此外，由于逆向供应链中的数据难以通过现有统计渠道获得，因此本文运用了实地调研的研究方法。

　　对于质量较差难以进入二手市场的废旧电视，中间商则为一级回收者提供了稳定的需求保障。一级回收者受到回收数量及运输工具的限制，单位废旧电视的运输成本较高，且运输半径较低，仅有少数的一级回收者可直接将废旧电视运送到拆解企业，而将其交予附近的中间商则可有效解决上述问题。汇集到中间商的废旧电视具有较大数量规模，在与拆解企业交易时，中间商具有较强的议价能力，从而可提高拆解企业的收购价格。同时，拆解企业为了稳定的货源及方便的管理，也愿意与中间商构建长期的合作关系。

　　受到非正规拆解作坊挤占，正规拆解企业的产能严重过剩。如2015年中国正规拆解利用的电子废弃物数量约为7 500万台，仅占正规企业拆解产能的1/2[19]，占电子废弃物理论报废量的1/3[20]，大部分废旧家电均进入到了非正规拆解利用渠道。

　　一方面，产能过剩降低了拆解企业对收购产品的质量要求。《废弃电器电子产品规范拆解处理作业及生产管理指南》中规定，享受家电补贴的废旧电视必须具有阴极射线管、机壳、电路板三部分，且总重量有最低限定要求。

　　部分中间商利用信息不对称，偷换其中蕴含的偏转线圈、消磁线圈、电源导线等高值化组件，再转卖至正规拆解企业，降低了供应链的整体绩效。在对正规拆解企业的调研结果显示，约有5%的废旧产品存在上述问题，如每台21寸电视仅替换废铜的价格就能达到30元/台。此外，中间商常集聚在各省交界地带，政府很难监管，受利润驱使，易成为国外电子废弃物跨境转移的入口。

　　另一方面，产能过剩的现象促进了中间商卖方市场的形成，进一步增强了其议价能力，迫使正规拆解企业提高产品收购价格，如正规拆解企业对21寸电视的收购价格由2011年的不足20元/台，增长至2014年的约80元/台，增长3倍之多。从而在市场机制作用下政府向正规拆解企业补贴的基金大部分转移至回收环节，制度实施效果大打折扣。中间商也愿意以更高的价格从一级回收者获取废旧家电，进一步提升了各级回收者的盈利能力，巩固了现有的正规与非正规回收者共存的市场格局[21]。

　　对游商及回收站各类成本核算相关的调研结果如表1所示。此外，仓储成本及销售商至拆解企业的运输成本均来源于文献[22]；中间商回收时搬运电视时间按照15 min/台计算，且中间商业务范围广泛，常采用往返配货制减少运输空载率，从而使单次运输成本减半；回收站等作为个体工商户，其上缴税金比例为含税金额的3.69%。由此，本文以21寸废旧电视为例，推算不同回收模式下单台平均利润如表2所示。由于无需雇佣员工等因素，游商回收的单台利润明显高于回收站，这将进一步巩固其比较优势。销售商若仅回收废旧电视而未销售新电视，则其人员工资以及往返消费者的运输成本将翻倍，回收电视将造成11元/台的损失，这是销售商难以自发进行回收的根本原因。中间商虽单台回收利润较小，但其回收规模较大，如对于月回收量为1 000台的中间商，废旧电视回收的利润即可超过6 000元。

　　综合再生资源供应链的整体绩效情况，游商虽属于非正规回收者，但最大限度的提高了再生资源的回收数量，且回收环节所需的劳动技能较低，成为了低收入人群维持生计的重要手段。二手市场延长了产品使用寿命，促进了产品再利用。中间商可集聚废弃物，减少运输成本，但同样大范围存在重复拆解、多次运输以及跨境转移废旧电视的情况。非正规拆解作坊只利用其中易回收的高值化资源且未设置环保措施，造成资源二次浪费与环境二次污染。由此可见，再生资源供应链中整体绩效的损失主要来源于中间商及非正规拆解作坊。如图3（a）所示，中国实践已证明，仅依靠市场自发行为或通过基金制度扶持供应

　　链末端的正规拆解企业难以有效解决上述问题。政府通过扶持可管控的正规主体中间商，既能充分利用一级回收者与二手市场，又能从源头上杜绝废弃物流入非正规拆解作坊，是本文基金制度设计的重要方向。

　　电子废弃物新补贴机制如图3（b）所示，在现有的基金基础上，政府应在消费者购买新家电时按照发票中记录的产品销售数量向消费者征收40元/台的基金。进而应要求扶持的主体中间商需将废旧电视交至正规拆解企业，并与正规拆解企业实际拆解数量相互对应后，再对符合要求的主体中间商以10元/台的金额进行补贴，剩余30元/台的金额可用于弥补现有基金的亏空，减少中央财政支出。

　　由于个体中间商回收废旧电视的单台利润仅为6.08元，则其最高收购价格为71.08元。向正规主体中间商进行基金补贴的金额只要超过该利润（如本文设定的10元），则在市场趋利性的引导下，势必会归拢一级回收市场的货源，挤出个体中间商。与此同时，该项制度设计不会影响二手市场的运行，这是由于二手市场的收购价格更高，如图3（b）所示，游商及回收站仍会将其作为首选方向。此外，虽然正规拆解企业与非正规拆解作坊均可提供80元/台的收购价格，然而，主体中间商只有交至正规拆解企业才可以获得10元/台的基金补贴，因此仍会选择正规拆解企业作为供货方向。

　　整w来看，由于新产品销售时的价格较高，因此在该环节收取40元/台的家电基金，仅相当于提升了消费者约1%的购买价格。调研数据显示，500个有效问卷中仅有0.8%的消费者会选择延后购买电视。从需求价格弹性可以看出，对消费者的购买意愿影响较低，而补贴至正规主体中间商和拆解企业却分别相当于增长了一倍以上的利润和弥补了一半以上的基金亏空，40元的金额是由消费者效用的低敏感区域转移至企业利润的高敏感区域。

　　为了提升再生资源的开发利用水平，本文以北京市废旧电视为例，利用实地调研的方法，分析再生资源供应链的结构、行为和绩效。结果表明：由消费者作为源头的一级回收市场兼具商品市场和服务市场的特征。销售商回

　　收模式可^好的匹配消费者的价值性、便捷性和规范性三种偏好，成为首选方案，而剩余市场则以游商为主导。一级与二级回收者间形成了稳定的合作关系，其中二手市场扩大了一级回收者的利润，中间商则为一级回收者提供了稳定的需求保障。受到非正规拆解作坊的市场挤占，正规拆解企业产能严重过剩，提高收购价格的行为使得大量家电基金转移至回收环节，提升了各类回收者的盈利能力，巩固了正规与非正规回收者共存的市场格局。

　　再生资源供应链中整体绩效的损失主要包括如下两方面，一是中间商重复拆解、多次运输和跨境转移电子废弃物，二是非正规拆解作坊造成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为了改变上述格局，本文在尽量保持现有基金运行规则的前提下，拓展了新型基金收补制度。在基金收取端，建议根据家电销售市场中需求价格弹性较低的现状，由消费者交付40元/台的基金。在基金补贴端，建议扶持政府可管控的正规主体中间商，构建其与正规拆解企业联动的基金运行模式。该种模式利用了硬性的政府规制和柔性的市场机制，既能充分利用一级回收者与二手市场，又能杜绝废旧电视流入非正规拆解作坊。

　　不同再生资源类型在不同地域的供应链结构、行为和绩效均有一定差异，在政策构建时需分类考虑，通过本文对废旧电视供应链的讨论可以找寻部分共通的研究思路。①伴随再生资源供应链的不断延伸，市场集中度均呈现逐渐升高的趋势。政府通过构建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进而利用市场机制挤出供应链绩效损失的主体，并引导其余主体自组织形成政府预期可控的回收物流管道，这是提升再生资源开发利用水平的关键手段。②政府制度设计既应准确识别再生资源供应链中整体绩效的损失点，也需系统考虑整个供应链的结构、行为和绩效，模拟制度实行前后的物质流向及资金流向。③新产品和废旧产品的价值差异较大，研究中应充分挖掘同一价值量在两个市场中对消费者效用和回收者利润影响的敏感性差异。④再生资源供应链中各主体间信息不对称是其中绩效损失的重要原因，应充分拓展全程信息透明公开的“互联网+”回收模式，并可挖掘再生资源蕴含的潜在信息价值（即产品报废意味着新产品的需求），逐渐找寻正向与逆向供应链相互契合的新商业模式。

　　股息收益率，一般用每股股票的年度现金股息与每股股票的市价之比来表示，在国际上是一个衡量投资回报水平的常用指标。一般认为，股息收益率越高，则股票的投资价值也越高；反之，则股票的投资价值越低。

　　1.相对于市盈率指标，股息收益率指标对于评价上市公司的股票价值有其独特的优势。市盈率作为一个可以粗略衡量普通股票价值的指标，被市场广泛采用，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但是，结合中国股市的现实状况，不可否认，市盈率法也有其缺陷:

　　首先，由于市盈率法是用每股股价/每股收益，在股价一定的前提下，每股收益就决定了股票市盈率的高低。从中国股市的长期实践来看，上市公司由于利益驱动造假，个别审计机构放弃基本的执业准则，导致虚假的财务会计报表出笼。每股虚高的盈利水平，降低了市盈率，也会极大地误导投资者。

　　其次，由于市盈率法是每股市价/每股收益，但账面上、会计报表中反映出来的每股收益其盈利的质量又是究竟如何？或者讲，每股经营性现金净流量这个反映每股盈利质量极为重要的指标究竟如何？在市盈率法中无法得到体现。

　　第三，市盈率指标体现不出上市公司对投资者的回报水平。低市盈率，并不意味着高回报。

　　股息收益率指标定义为每股现金股息/每股市价-100%，此处的每股现金股息可以采取上年度每股分配数额，也可以采取前几年分配的平均数值。股息收益率指标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上市公司对投资者的回报水平。每股现金股息作为上市公司经营成果的分配形式，是投资者获取投资回报的最终本源。每股现金股息与市价之比，可以非常直观地反映在一定市价购买公司股票后，能从上市公司正常经营中获取的利润回报水平。正是由于股息收益率指标在评价股票价值、衡量投资回报水平方面有着市盈率指标不具备的独特优势，因而，该指标的合理科学运用，对目前中国股市的实践就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2.在目前中国股市实践中，以股息收益率作为评价股价高低的标准，有助于迅速扭转上市公司漠视投资者利益的倾向。股息收益率指标时时刻刻能鞭策上市公司提高收益，增加对股东的回报，唯此才能使公司的股票有良好的市场表现。股息收益率将上市公司在市场中的形象与上市公司对投资者的回报有机地结合起来，有助于迅速扭转上市公司重筹资、轻回报，甚至漠视投资者利益的状况。

　　3.在普通投资者的投资过程中，股息收益率指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给股市投资者一个投资回报率比较坐标，有利于投资者在相关投资品种中作出理性的选择。股息收益率指标能使广大股市投资者、特别是稳健型投资者较方便、直观地进行个股投资选择，根据个股历年的股息水平，结合未来的宏观和微观的经济形势，分析判断投资个股的预期回报率水平，这就可以减少股票投资中信息(尤其指回报率)的不对称性，有利于保护广大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4.从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构建健康向上的股市文化方面来讲，建立以股息收益率指标为核心的股价评估体系，有助于证券市场形成理性价值投资的良好氛围。揭示股票投资过程中个股的股息收益率指标，将引导投资者注意力集中于上市公司的业绩和对投资者的回报。一方面对上市公司的经营活动和利润分配形成一定的压力和动力；另一方面也能时时刻刻提示股市投资者投资风险和收益，有助于投资者形成理性抉择的投资观念和习惯，有助于和谐理性股市文化的建立。

　　5.从政府部门监管和调控的角度来讲，运用股息收益率指标，可以加强对上市公司的监管，保护投资者的合法利益，对上市公司的经营和分配行为建立外部强有力的约束和导向机制。2004年2月1日，《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要重视资本市场的投资回报。2004年12月10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也明确指出:上市公司应实施积极的利润分配办法，其别指出:上市公司董事会未做出现金利润分配预案的，应当在定期报告中披露原因，独立董事应当对此发表独立意见；上市公司最近3年未进行现金利润分配的，不得向社会公众增发新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或向原有股东配售股份。2005年11月1日国务院批转的证监会《关于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意见》中又明确指出:上市公司要高度重视对股东的现金分红，努力为股东提供良好的投资回报。因而，股息收益率指标(建立在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基础上)在政府监管部门监管上市公司、总体把握市场投资回报水平、进而制定中国证券市场相关政策过程中定能起到辅助决策的积极作用。

　　对在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现金分红状况进行统计，将市场总体的现金股息收益率与银行的存款利率相比较，对中国股市成立以来上市公司股票的投资价值、上市公司对市场的投资回报水平就会有深刻的认识。

　　从表1、表2统计结果来看，至少按股息收益率指标作为评估标准，我们可以有以下几点结论:

　　1.现金股息分配作为国际上最常用的利润分配形式，在中国股市的上市公司中运用得并不普遍。从历史平均结果看，中国上市公司中超过一半的公司在年度分配中对投资者没有现金回报。

　　2.中国股市流通A股股东的总体现金股息收益率尚处在非常低的水平，统计显示:流通股股东总体现金股息收益率还达不到1年期银行定期存款利率。2002年前，流通股股东总体现金收益率水平连银行活期存款利率水平都不到。

　　1.中国股市上市公司对投资者的回报太少，投资者无法指望通过上市公司获取正常的投资回报，这正是中国股市的致命伤。对发展历史不长的中国股市，虽然我们可以凭“新兴

　　加转轨的市场”、“成长性良好”等种种原因来掩饰其现金股息回报率低的缺陷，但是，上市公司通过正常的经营活动获取利润从而回报投资者是股票投资者一切回报的本源。因此，提高上市公司的质量、提升上市公司对投资者的回报意识、回报水平是中国股市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

　　2.在中国股市发展的历程中，投机过盛、股票二级市场换手率过高、股票价格波动幅度过大一直是股市发展的顽症，投资者的注意力往往集中在题材、差价、做庄、筹码集中度、个股技术形态等信息上，而对于投资股市真正的回报来源——上市公司的经营利润情况关注很少，甚至是漠不关心。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局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投资者根本不可能通过现金股息回报来获得投资收益，来自于上市公司的现金股息回报相对于高高在上的股价实在是太微薄。在这种状况下，投资者或者被迫转向投机，或者只有退出市场。

　　3.拓宽中国股市的资金来源，一直是中国股市管理层不懈努力的目标，尤其是“将银行万亿元计的居民储蓄存款引入股市”的观点常见于媒体的新闻中。其实从本文所作的统计，我们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目前，低回报的中国股市，相对老百姓用来养老、防病的风险厌恶型的储蓄存款而言毫无吸引力。提升上市公司现金股息收益率水平，让投资者能持续、稳定地获取上市公司的经营利润回报是将庞大的银行储蓄资金引入股市的必由之路。

　　1.自觉运用股息收益率指标，分析股票的内在投资价值，防范股市投资风险。基于上文分析，每股现金股息源于每股收益，又一定程度能反映公司每股收益的盈利质量，建立在每股现金股息和每股股票价格基础上的股息收益率指标，能较市盈率指标更好地反映出一定股价水平下的股票内在投资价值。作为投资者，使用股息收益率指标有助于选择合适的投资时机和投资品种，防范投资风险，尤其对市盈率较低的股票品种，采用股息收益率指标进行必要的分析，可能会更有针对性。

　　2.大力倡导以投资回报率为核心的理性价值投资理念，提升股息收益率指标使用的有效性。股息收益率反映的核心内容是上市公司对投资者的回报水平，该指标的有效性取决于市场各方参与者对股市的基本价值判断和价值取向。如同中国股市初创阶段，上市公司股价与公司经营业绩无关、与宏观经济形势无关、市盈率指标基本失效一样，如果市场尚未建立起公司股价最终决定于公司业绩和对投资者回报水平这一经成熟市场实践反复验证的机制，那么股息收益率指标的使用有效性就大打折扣，甚至完全失效。从这个角度而言，在中国的股市实践中，使用该指标进行一些分析和判断，不能脱离目前中国股市的发展阶段，必须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笔者相信，随着市场理性价值投资理念的逐步建立，股息收益率指标的有效性会日益提高。

　　3.丰富以股息收益率为核心的股价评估体系的相关指标，并在实践中加以完善。以股息收益率为核心的股价评估体系，将上市公司对投资者的回报与投资者投资股票的价格联系起来，本质是建立动态的投资收入和投资支出之间的关系，是建立以投资回报率为核心的股价评估体系。这一评估体系以股息收益率为基本指标，在实践中还有待体系指标的丰富和方法的完善。比如，建立现金股息的质量评估体系，从现金股息分派的频率、绝对值、相对每股收益值、现金股息与账面现金之比、现金股息与每股经营性现金净流量之比等几方面进行评估。考虑到上市公司经营周期、宏观经济形势等各方面因素，建立现金股息收益率的修正性指标。考虑到投资者使用指标的偏好不同，应建立现金股息收益率的延伸性指标，如股价现金股息回收期、现金股息收益率与银行定期存款利率、长期国债利率之比等指标。

　　4.建议政府监管部门将股息收益率指标作为衡量上市公司经营、公司治理情况的参考指标。目前，中国证监会在公司新发股票、已上市公司再融资的行政许可事项中对公司的经营业绩均有一些诸如净利润、净资产收益率等刚性指标，面对有限的市场资源，如何科学合理的分配，设置一定量化标准是非常必要的。在政府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倡导理性投资、鼓励上市公司实施积极的利润分配政策的宏观背景下，笔者建议在拟上市公司新发股票的审核过程中对公司历年现金分配的情况作为重点关注项目；在对上市公司的日常监管、再融资审核中将公司上市后历年的现金股息分配情况与公司再融资的每股发行价格结合起来考虑(比如，可设立以再融资发行价格计近3年公司股息收益率指标)；虽然在成熟资本市场股票发行价格完全由市场调节，但处于新兴加转轨的中国股票市场，由于上市资源的相对稀缺性，如何将市场资源更好地配置给有业绩、重回报、公司治理规范的企业，股息收益率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参考指标，其具体运用有待于进一步探讨完善。

　　5.辩证看待股息收益率指标，科学合理地实施，避免不分场合地盲目使用。任何一个分析指标的使用都有其局限性，针对转型期中国股市的特点，针对上市公司对股东权益漠视、不思回报的状况，本文提出了股息收益率指标对指导中国股市实践的现实意义。但该指标过分强调对股东的即期回报，对成长性企业、初创的风险投资企业等股价的评估可能并不合适。因此，要结合其他股价评估方法，综合作出理性判断。

　　随着现代社会对以家用电器为代表的电子电器产品需求量的增加及更新换代进程的加快，废旧家电的产生量也日益增长，对其合理处理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对废旧家电进行再生利用，可以解决其对社会、经济和环境的污染问题，具有很高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同时也符合节约型社会和资源可持续发展的要求[1]。因此，对废旧家电回收再利用的经济性问题进行研究，有助于提高废旧家电回收和再利用的成效，对我国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废旧电器包括到达报废年限不宜再继续使用的废电器和没有达到报废年限仍可继续使用的旧电器。与传统的城市固体废弃物不同，废旧电器的组成材料种类很多，其中很多材料含有大量有毒、有害物质，对空气、土壤和水体等生态环境产生严重的污染[2]。因此，对废旧家电进行再生利用具有重要的意义。

　　我国的废旧家电主要来源于居民日常生活中的淘汰家电、企事业单位产生的废旧家电、家电生产厂商及零售商处的废旧家电、从国外非法进口的废旧家电。第一，我国在90年代初期进入居民家庭的家电多数都已经进入淘汰阶段，而且家电制造技术的提高带来的产品更新换代也促进了旧家电的大量淘汰，这是导致了废旧家电急剧增加的主要原因。第二，我国国有企事业单位和政府机关众多，家电产品的保有量十分巨大，但由于财务制度的约束，大量废旧家电均存储着，造成极大的资源浪费。第三，一些家电生产厂商和零售商仓库也存有数量也十分巨大的积压产品、生产报废产品、退回产品及“以旧换新”活动回收的旧家电。第四，由于我国环保标准和法律体系的不完善，国内一些不良厂家借种种借口从事非法贸易，导致我国成为全球废旧电子垃圾处理的重灾区。

　　目前，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空调器、电脑等五类电器的保有量已经超过10亿台，按家电正常使用寿命计算，家用电器已经进入了报废的高峰期，每年都会产生超过3000万台的报废家电产品。由于现有回收利用技术已经成熟，完全可以满足对废旧电器的处理要求，从各地实际情况出发，建立废旧电器的回收再生利用体系，有助于减少废旧家电对城市环境的影响，同时节约废旧家电对的处理成本。家用电器报废量与其市场年拥有量、年销售量、城市人口数量、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及家电使用年限等因素密切相关，对其报废量的预测较为复杂。对家用电器报废量的预测常采用直接推算法，这种方法通只考虑了家电平均使用寿命的影响，计算方法操作简单，但其预测结果偏于保守。因此，综合考虑多个影响因素的家多因素分析预测法则可以较为准确地得出用电器报废数量。

　　相关因素分析预测法是一种回归分析方法，这种方法需要先确定以前年度的废旧回收量和相关因素的年度数量以及其今后年限的发展预测数量，通过建立回归模型，找到废旧家电报废量与其相关因素之间的关系式。在影响废旧家电报废量众多因素中，结合未来人口规划推算户数和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预测得出的未来家电报废量的结果相对准确。回归模型可表示为：

　　其中yi为第i年的报废量； x1i为所预测地区第i年的户数； x2i为所预测地区第i年的人均年可支配收入。

　　我国的自然资源分布广泛，但由于人口基数较大，导致人均资源拥有量极少。我国经济发展带动了电器产品的大量生产和消费，同时也存在大量废弃的现象，对废弃的电器产品若处理不当，会产生了大量的环境污染，加重社会的负担。而且废旧电器确实存在回收再生利用的价值，通过采用先进的再生处理工艺，可以有效地生产再生材料资源，实现再生企业经济效益。因此，对市场上大量的废旧家电回收利用，可以有效缓和企业对自然资源的需求，减少对环境的影响，具有十分广阔的市场前景。

　　以天津市为例，2011年居民平均每户拥有彩电数量为1.7台，比2010年增长了近20%；而且每年家用电器更新换代的数量也有大幅增长，增长幅度达到18.7%；随着脱贫解困政策的推进，特别是农村市场，家用电器的普及率仍会增加；随着科技的发展，各种新型家用电器地也以较快的速度进入居民生活；城市外来人口的增加也带动了家用电器销量的增加。因此，对废旧电器的回收利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低收入家庭的家用电器潜在需要，并带动家用电器产业的健康发展。

　　废旧家用电器只是放错地方的资源，其具有双重属性，既是环境污染的潜在危险，又是可回收再利用的资源。对废旧家电实施回收再利用，能保护环境免遭污染，同时大幅提高自然资源的利用率，降低能源消耗和不可再生资源消耗。废旧家电回收再利用的实施能促进可持续发展效率和公平两个目标的实现，实现了对环境的保护要求，通过将废旧电器变成可循环利用的原材料，可以节约生产这些产品所需要的各种资源投入，以推动整个企业层面的循环经济发展，实现循环经济实践[3]。

　　［基金项目］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项目（70825006）；教育部创新团队资助（IRT0916）

　　［作者简介］ 马 林（1972―），男, 安徽阜阳人, 湖南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资产定价.

　　［摘 要］ 耗竭性会导致矿产资源的稀缺。建立以主要耗竭因素及突发性事件为变量、价格服从跳跃--扩散过程的矿产品价格模型，来探讨主要耗竭因素对矿产品价格行为走势的影响，应用MATLAB编程技术对矿产品价格模型进行模拟，表明矿产资源的耗竭性使矿产品价格呈波动上行趋势，且不具回复性。这种变化特征对合理制定资源开采战略、资源优化配置战略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随着经济发展对矿产资源需求量的增加，有限的矿产资源储藏量已经成为制约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因素。有限的储藏量在不断耗竭的约束条件下能否维持和如何维持可持续发展对储藏量的需求，以及在约束条件下经济可持续增长所需的条件和矿产资源的有效配置方式等是亟待研究的问题。国内外学者就此类问题进行了较多研究，研究成果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当代（代内）资源配置，重点研究资源的价值和价格、利用效率和优化配置；二是代际资源配置，重点研究代际公平（代际财产转移、补偿等）、资源可持续利用，而矿产资源的持续利用就是研究其最适耗竭问题［1］。研究成果多以市场经济条件下，完备的资本市场和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为假设条件。研究的目的在于在市场的基础性作用下，通过对资源稀缺及其测度的研究，更好地了解价格等关于资源稀缺的信号，从而达到资源的最优配置与更好的利用［2］。资源的稀缺性或耗竭性是经济学概念，是一种过程，也是一种状态。只要有需求，资源的绝对量有限，暂不计替代，则稀缺或耗竭就是永远持续的，直至无可开采经济价值（相对于某一时段的开采条件和技术水平而言）。导致矿产资源稀缺或耗竭的原因是人们对储藏量有限的矿产资源实施开采，并转化为可供人们不断消耗的矿产品。开采实践把矿产资源稀缺或耗竭性从抽象经济学意义转化到具有可操作的层面上。于是，研究者从具体的开采实践着手，希望构造出开采过程中的最佳开采条件、最佳耗竭速度、最佳开采寿命期、最佳存量条件、最佳开采策略等，以此搭建稀缺性矿产资源达到可持续利用的桥梁（替代品产生之前）。比如，魏晓平(1997、2002)、张金锁、李怀祖（2000）等对矿产资源的耗竭性研究，为进一步提高矿产资源配置的优化程度和利用效率有较好的理论指导作用。然而，矿产品市场固有的缺陷，比如：矿产开采的外部性、资源产权交易机制的不完善和市场垄断等，直接影响矿产资源耗竭性的度量，使以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等为假设条件的经济建模和经济学分析，在适用上受到较大的局限。矿产资源（矿产品）市场是具有垄断特征的市场，垄断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市场机制的作用，消弱了依靠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有效性，使资源无法达到完全竞争状态下的最优配置和最佳耗竭。“矿产资源的耗竭性与矿产品价格行为研究”在分析矿产品市场特征和耗竭特征对开采行为影响的基础上，探讨了耗竭性、供求关系、政策等突发性事件所导致的矿产品价格行为特征。为矿产资源优化配置提供了数量化方法，对国家依据价格杠杆调控开采者的开采行为，制定矿产资源经济效用最大化的开采战略和经济持续发展战略具有现实意义。

　　矿产资源价值主要是由于有用性、稀缺性及存在所有权而产生的［3］。稀缺性是其具有价值的条件，表现于有限的储藏量因开采使用而逐渐减少，模型表示为Qt－1－Qt=－ut。因此，任何消耗储藏量数量的因素都可作为研究矿产资源稀缺性的考察量。本文仅就矿产资源的开采速度、回采率、开采成本、市场结构和所有权特征来分析耗竭性及其变化特征。

　　湖 南 大 学 学 报( 社 会 科 学 版 )2012年第2期马 林，马超群等:矿产资源耗竭性与矿产品价格行为研究

　　市场结构是研究资源配置的前提。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下，厂商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矿产资源的市场流动达到均衡，资源的配置最合理。以价值、价格为中心，以需求、供给为影响因素，通过市场机制或价格杠杆寻求矿产资源最佳配置或矿产资源最佳耗竭速度（开采速度）是可以实现的。然而，由于矿产资源的禀赋条件及分布不均的地缘关系；勘探与开采投资规模大、周期长，且投资风险较大，尤其在勘探阶段；国家对矿产资源拥有所有权，对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战略资源探采给予相应的政策干预等，抬高了行业进入门槛等因素，使矿产资源市场形成了以垄断竞争为特征的市场结构。特别是近几年，许多矿产跨国企业加速了对全球战略性矿产资源的控制。比如铁矿石市场，据统计，巴西淡水河谷公司、必和必拓公司和力拓公司三大巨头控制了全球约80%的铁矿石资源量。经典的经济学理论已经对垄断性市场结构框架下的价格、产量、经济效率做过精辟的分析，肯定了垄断对资源配置的制约作用。在垄断状态下，垄断开采者是产量、价格的操纵者或制定者，垄断的根本动因在于开采者对利润，特别是超额利润的追逐。垄断开采者以高出平均利润率的“目标利润率”为中心来制定价格，根据自己的营销策略和利润目标调整开采速度，并创造更为利己的最优开采条件，见（6）式。在实施垄断的操作层面有三种表现情况：第一，维持既有的垄断状态；第二，为取得高额垄断利润，抬高价格。从稀缺性的变化趋势看，垄断高价迫使下游生产效能较低的制造商退出，仅就保护稀缺资源而论，对限制资源耗竭更有利；第三，为抢占市场份额，低价倾销。例如，2009年4月，在国内钢材市场价格持续走低、对铁矿石需求量并无上涨的情况下，三大铁矿石巨头却以很低的价格向中国销售铁矿石，甚至还有一部分国外矿山允许国内钢厂赊购，低价进口的铁矿石严重冲击了现货市场（《经济参考报》）。低价倾销是以充裕的矿产品供给量为前提，而加速开采提高产能才能保证供给充足。较低的价格，刺激消费者产生过度消耗的冲动，从而加速矿产资源耗竭。因此，在垄断状况下，耗竭性难以测度，耗竭性的改变取决于垄断开采者与垄断开采者、垄断开采者与消费者及消费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博弈结果，价格信号、需求状况等不能真实反映对资源的耗竭状况。以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为假设条件，矿产资源的价值、价格为中心、需求、供给为影响因素，通过市场机制或价格杠杆寻求矿产资源最佳配置或矿产资源最佳耗竭速度（开采速度）

　　有些文献将耗竭速度与开采速度等同，是不对的。以某开采速度产生的矿产品量不一定都用于消耗，如果不被消耗，开采所产生矿产品与未开采的储藏量只是在储藏位置上的不同，不能计为耗竭。所以，耗竭速度与开采速度不同。为方便研究，本文将耗竭速度与开采速度等同，其假设条件见文中3.1.1部分。的理论性研究在现实的市场结构和开采实践上就缺失了适用价值。

　　在研究矿产资源稀缺性与经济持续发展的相关文献中，开采速度是最受关注的一个变量。理论上说，只要开采速度不等于零，资源储藏量必定减少。在不考虑替代效应的情况下，需求量不变或增加，或者需求量减小的速度大于储藏量减小的速度，都会增大稀缺价值，矿产品价格将随着稀缺性价值的增大呈上升趋势。因此，研究者多将开采速度作为限制矿产资源耗竭速度的客观尺度，通过对开采速度的优化控制来实现可耗竭资源的最适耗竭问题，早在1974年Solow就讨论了利率、开采费用与资源需求对耗竭速率的影响，对于开采速度动态可变性及耗竭性的后续研究更加深入,如文献［9-14］。由于各矿山开采企业投资开采的目标是追求利益最大化，却又缺乏对未来收益的稳定预期，所以，更倾向于选择当前利润最大化，追求当期较大的开采速度，以提高产值。甚至一些矿山开采企业为了追求开采速度和产值而实施不规范的采掘行为。如采富弃贫、采厚弃薄、采主弃副等，这样将丢弃、破坏和损失储藏量，加速资源的耗竭。然而，开采速度与企业效益并非等效，较好开采效用取决于矿产资源开采中的“三率”，即：开采回采率、采矿贫化率和选矿回收率。其中，回采率是衡量矿山生产技术管理、可耗竭资源综合利用水平的一项主要的经济技术指标。能够通过提高开采技术水平、优化回采工艺、完善企业内部管理机制等措施来提高。较低的回采率，会导致资源价值损失、减少开采寿命期和加速资源枯竭。因此，国家把回采率指标的制定和考核作为提高矿产资源的综合利用率，实施“开采与节流并举，开发与保护并重”矿产资源战略的重要内容之一［4］。它和开采速度一样，也是优化资源配置、限制资源耗竭速度的可控制变量。

　　矿产资源属国家所有。国家既要维护所有权权益，又要享有所拥资源产生的利益，实现途径是通过法定的方式出让探矿权、采矿权，并通过一定的补偿实现对矿产资源所有权权益。而探矿权、采矿权是一种基于和国家签定的矿产资源勘探、开发合同而取得的债权［5］。就采矿权而论，开采企业通过法定形式取得开采权后，就和国家形成了一种委托关系。国家根据已探明储藏量综合考虑经济发展对矿产资源的需求，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制定一定时期的中、长期矿产资源开采规划，实施宏观调控，以实现一定时期内的经济利益最大化；开采企业的目标是实现当前（或短期）利润最大化。出于对当前利益最大化的诉求，以及对未来预期收益的不确定性，后者更倾向于在当期提高开采速度、扩大产值。尤其是在开采过程中，开采企业一般是探采结合，拥有探明储量的私有信息，甚至会夸大探明储量，为过度开采开释。经济主体对矿产资源开采的目标安排不完全一致，一旦涉及具有不同偏好的经济主体的博弈，资源配置或开采速度的最优控制方法论就会失效。Kydland和Prescott早在1977年就对最优控制理论提出了批判，他们指出，最优控制理论不适用于经济计划，其原因在于经济系统与自然科学中的系统存在本质的区别［6］［7］。由于不完全竞争导致市场失灵，制约了资源配置的有效性，Grimaud and Rouge(2003)构建一个包含不可再生资源的新熊彼特模型，对计划经济下的社会计划者问题和分权经济条件下的市场均衡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自然资源的稀缺和不断耗竭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因此，建立完善的产权制度是防止过度开采、限制稀缺程度加剧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有效措施之一。

　　对于矿产资源开采，成本是最现实的因素，也是一把双刃剑。开采成本投入使矿产资源实现价值，却因开采成本的膨胀性而损失价值。开采成本的膨胀性表现在：首先，鉴于矿产资源的禀赋差异（即便是同一区域），矿产开采企业一般会选择开采条件较为优越（如禀赋程度高、交通便利等）的地方建厂址，而伴随着开采进程，开采深度渐深或开采距离渐远，交通运输、水文地理、供水供电等方面的投入增加；其次，品位随开采进程下降，稀缺性增大，采矿、选矿的难度增大，边际开采成本升高；第三，开采范围的扩展对环境破坏程度等外部负效应，使治理费用投入增多；最后，其他可能使成本增加的因素。这些费用将发生在未来的开采期间，当开采成本的高投入不能满足开采者获利要求或高于社会平均成本时，采矿企业将会转移投资或放弃剩余的可开采储量，损失剩余储量价值［12］。

　　以上分析表明，正确认识和理解耗竭性的影响因素和变化特征，才能制定符合实际的资源配置方式，才能在既有条件下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

　　如果是以收益最大化来考察矿山开采者的开采行为，那么，在完全市场条件下，当收益能够补偿边际开采成本与初期投资成本在当前时刻折现值之和时，即：P(ut)=C(ut)+ρ－tC0，开采者获取平均利润，单位时间的开采量就是供给量，等于市场需求量，能够产生最优的开采速度和最佳的资源配置。在垄断条件下，前述状况不符合垄断开采者既要获取平均利润又要获取超额利润的利益诉求，至于以某种速度开采或者向市场提供多大的供给量，将成为垄断开采者操纵市场价格的筹码，开采速度是为“目标超额利润”服务的。垄断状况下的均衡条件可表示为：P(ut)=C(ut)+ρ－tC0+Vt，这种状态下符合垄断开采者的利益，矿产品的市场流动量能够维持既定状态下的市场稳定。此状态下的最大开采速度就是既定状态下的最佳开采速度（u*t），开采条件是既定状态下的最优开采条件。但是，矿产资源配置只能是“次佳配置”。

　　依据上文分析，建立在垄断条件矿山开采企业最大收益模型，并以此求解最佳开采速度（u*t）。

　　（1）不计各生产环节上的认可富余库存量和流通途中的资源量，开采量全部投放市场且全部被消费者购买，刚好能够满足市场需求；（2）矿山开采企业是矿产品价格的制定者；（3）开采过程在［0,T］内是连续的。

　　假设ut表示t时刻的开采量（开采速度）；εj表示回采率(j=0,1,…τ)，回采率在一定的技术条件下可以取常数，会随着技术进步而改变；α0为地质平均品位；为矿石贫化率；(1－)α0εjut为t时刻开采矿产资源的净回收量；Q为矿产资源总可开采储藏量；q为无经济可开采价值的剩余储藏量，无经济可开采价值时意味着矿山的开采寿命终止（相对于特定阶段的开采能力和技术水平而言），令Q=Q－q；εjQ为能够回收的矿产资源总量；Qt表示t时刻矿产资源的储藏量，储藏量随单位时间的开采量而逐渐减少（Qt－1－Qt=－ut）；St表示t时刻矿产品的价格；C0表示使用成本，C′t表示在t时期的膨胀成本，令Ct=C0+C′t；Pt为t时刻矿产品价格；Vt为t时刻矿山开采者的收益，则Vt=(1－)α0εjutPt－Ct；V′t为t时刻由于垄断所产生的垄断收益（取决于垄断者与垄断者、垄断者与消费者、消费者与消费者三者之间的博弈状况）；ri为折现率(i=0,1,…,T－1)，ρt=(1+ri)－t为贴现系数；T为采矿权的期权期限，如果加速开采，将使开采寿命先于T终结；T为矿山的开采寿命期（T′≤T），T取决于开采速度ut和εj。

　　根据上述分析和假设，设在［0,T］内，垄断开采者在满足一定约束条件时期望各开采期总收益的最大值可表示为：

　　λt为Lagrangian乘子，当存在最佳开采速度u*t时，能够满足Ut最大。根据控制输入有约束的动态系统最优控制――Pontryagin极值原理，在垄断状况下，使目标函数式(1)取值最大的开采条件为：

　　P(ut)为t时刻开采收益；C″(ut)为t时刻边际开采成本；经济含义是：在整个矿产品市场，不存在任何环节上的富余库存，开采量刚好满足市场需求量，矿山企业的收益在刚好能够补偿边际开采成本和开采初期成本投入在当前时刻的折现值，同时也满足了赚取垄断利润的要求。因此，使目标函数(1)式取值最大的开采条件（6）是该垄断状态下的最优开采条件。

　　矿产品价格水平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会聚而成的［8］，在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中，矿产品价格变化表现为随机连续，如果发生重大突发事件，可能会使供给量发生跳跃性变化，从而导致价格也发生跳跃性变化。依据Merton(1976)描述金融资产价格发生连续时间扩散和跳跃变动的研究思想，矿产品价格运动遵循连续时间扩散与跳跃的线性组合。考虑矿产资源的可开采储藏量、回采率、开采速度及矿产品价格受突发事件冲击产生影响，矿产品价格变动模型可表示为：

　　其中：S0为初始价格；μ为单位时间矿产品收益复利收益率的数学期望值；σ为没有跳跃时收益率的标准差；ut/εjQ为在单位时间内开采量占能够回收矿产资源总量的百分率；(1－ut/εjQ)表示剩余的可开采储藏量占总可开采储藏量的百分率；dz是一个winner过程；dg是强度为γ的Poisson过程，γ是Poisson过程的强度系数；γk表示由Poisson跳跃带来的平均增长率；Y为一个Poisson分布计数过程引起矿产品价格跳跃值，且E(Y)=k；(μ－γk)描述消除跳跃对价格的影响后价格的漂移程度。模型的经济含义是：在现有生产规模和技术条件下，随着开采进程，被回收的矿产资源总量逐渐增多，(1－ut/εjQ)将逐渐减少，矿产资源的稀缺程度增大，在消除跳跃对价格的影响后，价格的运动趋势主要由ut/εjQ决定。

　　以“价格”为纵轴、“时间”为横轴建立坐标系（时间轴：时间长度设定为3，共分为1000份，取每50份为一个刻度单位），对（10）式运动形态模拟如图1所示。

　　在设初始值S0=100；μ=0.5；σ=0.3；ut=40；Q=1000；γ=1.3；ε=0.8时，价格运行行为的一种跳跃扩散随机形态。

　　图1所表述的内容是：1.矿产品价格服从跳跃――扩散运动过程。2.矿产资源的耗竭性使矿产品价格呈波动上行趋势，且不具回复性。模拟的结果表明，以主要耗竭性变量等为参数的矿产品价格模型的建模思想，及价格运动趋势符合矿产资源的稀缺性特征。

　　对于储藏量有限的矿产资源，只要有需求，开采导致资源枯竭是必然的、不变的。所能够改变的是人们采取合理的、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和提高利用效率，将耗竭性程度调控在满足经济可持续要求的限度之内，使稀缺性矿产资源更多地造福于社会。矿产资源的稀缺状况决定了垄断是矿产品市场的常态，在既定的垄断市场状态下配置资源才是有效的。本文在分析矿产资源耗竭性影响因素的基础上，研究了在垄断状态下矿产资源耗竭性与矿产品价格行为的关系，对矿产品价格的运行形态进行了模拟。从模拟结果可以看出，以垄断矿山开采者收益最大化为条件，得出的最佳开采速度和最佳开采条件符合矿产品价格市场特点和矿产资源的稀缺性特征。对于分析和掌握在垄断状态下矿产品价格运行规律，合理制定资源开采战略、资源优化配置战略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由于影响矿产资源稀缺性的因素较多，并且稀缺性程度的变化是许多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文中分析的因素有限，且部分参数计量研究缺乏，致使论证不够全面透彻，仍需进一步研究。［参 考 文 献］

　　［1］ 张立四. 非再生资源的最适耗竭理论与资源的永续利用［J］. 台湾经济预测与政策,1995,24(1):1-6.

　　［2］ 芮建伟,韩奎. 不可再生资源稀缺性研究的意义、现状与问题［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02, 12(1),36-40.

　　［4］ 薛文彬,周科等. 谈矿山企业制定年度开采回采率指标的方法［J］. 矿产保护与利用, 2003, 10(5),9-12.

　　［5］ 江平. 中国矿业权法律制度研究［M］.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

　　［7］ 高伟正,冯英浚. 矿产资源开采的管理有效性:探明储量、私有信息与过度开采［J］.中国软科学, 2007(11),136-140.

　　［8］ 张能福,蔡嗣经.矿产品价格的行为特性及其数值模拟分析［J］.西安科技大学学报,2008,9,28(3), 513-517.

　　［12］王腊芳,文雯,赖明勇.中国铁矿石产业面临的安全威胁及其产业安全度的测算［J］.财经理论与实践,201,(5):93-98.

　　［13］魏晓平,王立杰. 矿产资源价值与最佳耗竭速度研究［J］. 管理工程学报,1997,11(2),122-125.

　　［14］魏晓平,王新宇. 矿产资源最适耗竭经济分析［J］. 中国管理科学,2002,10(5),78-81.

　　投资建议书只是投资前对项目的设想，主要从投资建设的必要性方面论述，同时初步分析投资的可行性。下面是小编给大家整理的投资相关建议书。欢迎大家阅读，供大家参考。

　　2、股东及控制方和控制方式：股东构成;能够对被投资人实施控制的股东名称、出资方式、出资额、股比

　　lǐ团队：guǎn lǐ能力和稳定性等，guǎn lǐ团队人员、教育背景、从业经历、主要业绩

　　3、市场竞争情况：现有竞争对手、替代产品分析、供应商评价、市场份额、行业排名、竞争优势、市场预测等

　　5.财务状况分析(基于经审计的财务报表)主要财务指标分析或现金流量表分析

　　项目背景:近十年来，国际、国内铁氧体磁性材料产销量的年增长率分别为10%和20%以上。永磁铁氧体对发展中国汽车、摩托车、电子信息等国民经济支柱产业及出口创汇具有重大意义。因此，磁性材料发展前景十分广阔。

　　项目优势：龙南跨南岭而接珠江三角洲和港澳地区，是内陆的前沿，珠三角沿海开放地区通往内陆腹地的咽喉，对主动承接沿海地区、开拓沿海市场而言具有内陆地区其他城市所无法比拟的位条件，是通向沿海与内陆重要城市的陆上交通枢纽。

　　主要建设内容及规模：项目占地40亩，新建生产车间8000平方米、检测车间3000平方米、仓储车间3000平方米、办公楼2000平方米以及相配套的供水配电等辅助生产和生活用房;购置整套生产工艺设备以及与之相配套的电气(力)设备、电器管线、检验设备、装卸等设备，新建永磁铁氧体预烧料生产线条、永磁铁氧体磁体生产线条、软磁铁氧体粉料生产线条和软磁铁氧体磁芯生产线条，形成年产高档永磁锶铁氧体预烧料(Y30H-l及以上)10000吨、永磁铁氧体磁

　　体(日本 TDK标准的FB4)500吨、软磁锰锌铁氧体粉料(PC40及以上)5000吨和软磁铁氧体磁芯500吨。项目建设期约14个月。

　　投资相关建议书3对于公司经营来说，通常会有部分资金沉淀到银行账户上，如何能够兼顾资金安全性和流动性的前提条件下，选择合适的投资品种，提高资金收益，降低融资成本，是公司资金管理的重点。本建议书对国债逆回购及打新基金两种风险程度相对较低的金融产品进行概述，为我公司投资理财提供更多的选择。

　　国债回购交易是买卖双方以国债为标的物进行交易，成交的同时约定于未来某一时间以某一价格双方再行反向成交的交易，是以国债为抵押品拆借资金的信用行为。按照交易主体，分为融资方和融券方。简单地说，融资方就是债券持有者，其通过债券作为抵押融入资金，属于正回购交易。融券方就是资金持有者，其通过融出资金，取得债券抵押权的交易，属于逆回购交易。

　　国债逆回购可简单理解为一种资金拥有者以约定利率向债券拥有者提供资金，债券拥有者以债券作为抵押，到期还本付息的行为。

　　交易风险小，资金安全性高。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方面，国债回购交易中，其抵押物为国债，所有交易均通过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进行控制，交易安全性和资金安全性均有所保障。另一方面，是由国债回购交易的清算规则决定的。在国债回购交易中，其清算规

　　则是“一次成交，两次结算”。“一次成交”是指当投资者做了逆回购借出资金后，到期资金就自动回到投资者的账户上，其间不需做任何操作。“两次结算”中的首次结算是指由逆回购方(融券方)向正回购方(融资方)划款(本金)，并划付有关的交易费用，交易所将正回购方账户内的标准券冻结;第二次结算是指由正回购方向逆回购方划款(本金加利息)，交易所将正回购方账户内的标准券解冻。通过合理的交易规则设定，可以避免交易风险的出现。

　　与股票交易不同的是，逆回购在成交之后不再承担价格波动的风险。逆回购交易在初始交易时收益的大小早即已确定，因此逆回购到期日之前市场利率水平的波动与其收益无关。从这种意义上说，逆回购交易类似于抵押贷款，它不承担市场风险。不考虑CPI的因素的话，国债是一种在一定时期内不断增值的金融资产，而国债逆回购业务是能为投资者提高闲置资金增值能力的金融品种。

　　(1)收益率高。国债逆回购的利率水平像股价一样，会根据钱的紧张程度实时变动。机构缺钱的时候，利息就高，不缺钱的时候，利息就低。平时国债逆回购的平均年化利率4%左右，而到了钱荒的时候，这一数字甚至能超过30%。机构缺钱的时间主要集中在月末、季末、年中和年末，这些时间点的利率一般都会比较高。以2015年12月18日，深交所国债逆回购产品为例，7天期产品利率开盘就达10.2%，上午收盘前夕一度站上21%高位，创2015年11月以来13个月新高。收盘，该产品利率也达6.64%。深交所1天期国债逆回购利率同样出

　　现大幅飙升，盘中最高达21.6%，创一个月来新高。2015年12月19日，国债逆回购利率继续维持高位。其中上交所1天期产品开盘的利率就高达23%，盘中一度飙升至最高26%;深交所1天期产品盘中最高利率则达25%。这意味着对于闲钱而言，投资国债逆回购的利率将大幅高于银行同期理财产品，更数十倍高于活期存款。

　　(2)操作方便。公司开立证券账户以及对应的资金托管账户，操作与股票交易类似，通过证券公司的交易终端直接进行操作，界面操作简捷明了，可以做到足不出户完成交易。

　　(3)收益无水分。国债逆回购的收益在交易成功的时候就已经明确，收入=利息收入-手续费。当然投资需要明晰的是，当回购利率在较低水平的时候，手续费率会对实际收益的造成非常大的影响。但目前回购利率较高，造成的影响并不大。相比之下，银行在销售理财产品时，往往强调产品到期收益率，而最终实际收益率往往低于宣传。而且银行理财产品分募集期、起息日、到期日、清算日、支付日等，其中只有起息日到到期日之间会有较高的收益，但从募集期到起息日，到期日到支付日这些时间银行只会给活期利息，因此最终下来的实际收益会比宣传的更低。

　　(4)投资品种丰富，企业选择余地大。以上交所为例，国债逆回购分为1天威廉希尔williamhill、2天、3天、4天、7天、14天、28天、91天、182天共九个品种，企业可以根据闲置资金的期限和结构，选择合适的品种进行交易。

　　国债逆回购的缺点在于，首先由于它的期限很短，所以需要频繁操作。其次，投资国债逆回购还要交一定的手续费。第三，国债逆回购不像余额宝是实时划转的，而是有1天的延时，且遇到休息日还会顺延，这对本身期限就很短的逆回购而言是很关键的。

　　(1)回购委托——客户委托证券公司做回购交易。客户也可以像炒股一样，通过柜台、电话自助、网上交易等直接下单;

　　(2)回购交易申报——根据客户委托，证券公司向证券交易所主机做交易申报，下达回购交易指令。回购交易指令必须申报证券账户，否则回购申报无效。

　　(3)交易撮合——交易所主机将有效的融资交易申报和融券交易申报撮合配对。

　　(4)成交数据发送——T日闭市后，交易所将回购交易成交数据和其他证券交易成交数据一并发送结算公司。

　　(5)清算交收——结算公司以结算备付金账户为单位，将回购成交应收应付资金数据，与当日其他证券交易数据合并清算，计算出证券公司经纪和自营结算备付金账户净应收或净应付资金余额，并在T+1日办理资金交收。

　　(6)回款——比如说是做7天逆回购，则在T+7日，客户资金可用，T+8日可转帐，而且是自动回款，不用做交易。

　　建议适当配置国债逆回购产品，重点在月末、季度末、年末及新股打新期间，市场资金面紧张，通常年化收益率将会超过10%，购入国债逆回购产品。

　　所谓“打新基金”，并非一种“固化”的基金类别，而是一种“动态”的基金概念。通常来说，只要在一定时间内、专注于参与申购新股的公募基金，都可以泛称为“打新基金”。打新基金股票仓位很低，仅满足底仓的要求即可，有些基金经理还会采用期指或其他方式对冲掉股票的涨跌，“专心”只赚新股的钱，因此亏损的风险也就降到极低。自证券业协会《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承销业务规范》之后，债券基金已经被全面禁止网下参与打新事宜。其他类型基金中，货币基金不允许参与权益类投资、QDII基金同样受限于基金契约、股票基金则被最低80%的股票仓位限制得束手束脚。所以，现阶段公募基金中的打新主力，其主要构成就是混合基金和保本基金。前者在留有60%保本资产的前提下，可以使用40%仓位进行打新;而后者更是拥有0-95%仓位调节空间。

　　股票型基金：有80%的股票底仓要求，再加上必备的5%存款应对日常的申购赎回，仓位相当受限。

　　混合型基金：仓位可以在0%到95%区间，减去5%的申购赎回资金需求，至多可以有90%的资金来打新股，在市场方向发生变化时，可以投资其他领域。

　　保本基金：打新的仓位最高可以到40%，一般来说中途不会打开申购，因此可以防止新进资金套利。

　　从重点打新基金的类别看，保本基金达到30只，占比为31%，普通混合型基金为67只，其中大多数为灵活配置混合型基金品种，这已构成当前网下打新的主力。

　　自去年重启IPO以来，打新基金发展势头异常迅猛，基金公司不仅新设立专门的打新基金，还将一部分老基金转型打新。打新基金多以混合型基金为主，这类基金对股票、债券、现金等各类资产的配置比例可以大幅调整。如果股票只占很小比例，也就是说这只基金的绝大部分收益并不来自股票，即使新股中签并获得多倍收益，体现在这只基金上也没有那么明显。牛市中混合基金收益通常弱于股票基金，但优点是风险小。另外，新进资金会稀释打新的收益。参与打新股的资金通常是看重短期获利，但持有基金又是相对长期的选择，所以，打新股的阶段高收益会被时间和资金量拉平。打新基金的风险和收益是极端不匹配的，在承担几乎零风险的前提下，又能取得远高于无风险收益率的成绩，这也是当前核准制的发行体制和密集IPO的节奏所赐予的机会。而且，每个月放行一批新股的定期小幅供应的局面是的

　　但是，今年证监会主席肖钢在全国人大第三次全体会议开始前接受采访时表示，注册制改革已形成初步方案，虽然正式实施须待《证券法》修法完成，目前难以推测，但市场普遍认为，结合今年政府工作报告的措辞以及历史经验，年底推出注册制改革将是大概率事件。随着新股发行注册制的真正落实，新股的发行量、节奏和发行定价会进一步市场化，打新基金的低风险、高收益绝难持续，收益率下降将成为趋势。

　　打新基金的优势主要体现在其风险和收益不匹配上。可以在承担几乎零风险的前提下，又能取得较高的收益率。

　　2015年上市的125只新股，仅有4只股票首日涨幅没有超过43%，当年的打新基金平均收益率高于8%,收益率曲线基本上就是一条直线向上。今年则更高，到目前为止基金打新收益已经超过了10%。

　　据统计2015～2015年，市场上有20只以上纯打新基金(混合型基金)，近9个月平均收益达16%。如果新股政策面不改变，打新基金的安全及高收益优势将得以保持。

　　投资基金主要有四种渠道：基金公司、银行、券商和第三方理财平台。不同的渠道购买基金手续费差异明显。银行和第三方理财平台属于代销，销售佣金要和基金公司分成。

　　综合四种渠道,银行柜台购买申购手续费最高，通常情况下申购手续费全额收取一般不打折,部分时期会有一定优惠力度，折扣不会低于8折;第三方理财平台及直销渠道申购手续费率通常可以做到四折优惠，是四种途径中优惠力度最大的。通过证券公司账户购买基金的申购手续费用介于银行和第三方理财平台之间，其手续费折扣根据基金不同会有4折起不同程度的优惠。

　　在注册制改革实施前，当前的政策背景下，打新基金具有一定的投资价值，其低风险高收益性，可以保持在较低的风险下获得高于银行理财产品的收益率，建议适当配置。

　　项目承办单位和项目投资者的有关情况，主要包括项目申报单位的重点经营范围、资产负债情况、股东构成及股权结构比例、以往投资类似项目的简要情况等内容。

　　主要包括项目建设背景及建设的必要性和依据;项目建设地点、建设内容及规模、产品及技术方案、主要设备选型、投资规模、资金筹措方案;产品技术水平及市场销售前景等。

　　主要包括项目用地选址、场址土地权属类别及占地面积、土地利用现状及相关规划情况、占用耕地概况、土地获取方式、容积率大于0.6、建筑密度大于40%、绿地率等情况。

　　主要分析是否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占地规模是否合理、耕地占用补充方案是否可行等。

　　主要包括项目需要占用的重要资源品种、数量及来源情况，资源节约及综合利用方案，单位生产要资源消耗量指标及与国内外相关资源利用效率的对比分析。

　　对项目建设方案的能耗及水耗指标进行分析，阐述工程建设方案是否符合节能及节水政策的有关要求，在提高能源及水资源利用效率、降低能耗和水耗等方面的对策。

　　包括污染物类型、排放量情况，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因素及影响程度，是否符合环保法规要求，对流域和区域环境及生态系统的综合影响。

　　按照国家有关环保法规要求，对环境影响治理方案的工程可行性进行分析，对可能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害提出对策建议。

　　经初步财务分析,投产后可实现年实现销售收入__万元，税收__万元，利润__万元，财务内部收益率__%,总投资受利率__%，投资回收期__年,抗风险能力较强。年吸纳劳动力__人，社会效益显著。